知青丨米鹤都：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

米鹤都新三届 2019-06-17

作者简介

米鹤都

米鹤都，1952年生，北京人，祖籍陕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一附中；1968年到陕北地区上山下乡；1972年应征入伍，于陆军第47军服役；退伍后做过工人。1978年3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后在中央机关从事理论、政策和现代史研究多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等专项研讨。1988年后，先后在美国南伊大、斯坦福等多所大学做客座研究，后从事科技研发的管理工作。

原题

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

——知青系列之四

作者：米鹤都

在红卫兵这代人陆陆续续走上上山下乡道路之后，随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知青到农村后最常见的当然是再教育过程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问题了。可伟大领袖只管挥巨手，至于知青们在前进中的问题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中。但对于知识青年们而言，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却直接关系到他们个人的生存。

当年，知识青年到各地去上山下乡，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下完成这种交接的？当年北京中学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刘龙江，记载了他当年的一段经历：

1968年春天，北京市里成立了一个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丁国钰任主任，底下一串副主任。作为“红代会”一方，我也成了其中唯一的学生副主任。

我在上学期间，年年都下乡劳动。因此对农村的落后、生活和劳动的艰苦有所了解。自己内心就不愿意去上山下乡，认为不如在城里好。加上我参与上山下乡这个事，看到了宣传层面上都是革命的大道理，可是在操作层面上，只剩下就业危机和小学生要进中学的紧迫性了。市革委会提供的那些文件显示：这几年一共应该毕业多少学生；北京市的就业能容纳多少，还富余多少；跟各省谈，哪个省分多少；人家要求北京市去一个人给多少钱，还富余多少；小学生已经毕业了两届，他们上中学又是多少万人……

电视剧《血色浪漫》

我们开会就是讨论这些事。然后请外省派人来，接待他们并开会讲条件。各省是希望分配去的人越少越好，北京市是希望给出去的人越多越好。北京市还是非常关心这些孩子的，跟省里来人说，这是中央给的任务，不是我们求你们。孩子们去了，你们得负好这个责任。各省的人就说，条件有限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你们应该怎么支持我们啊。全是讨价还价。所有这些，使我感觉到上山下乡是学生一辈子的事情，而政府忙的只是眼下怎么安置，可长远怎么办？

那时候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开会。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我没有发言权，都是大人们在说。有一次人家说，刘龙江同志，大家都讲完了，你也讲点儿。我就讲上山下乡的革命意义，并说一定要让这些同学们、孩子们到那里别失望啊，一定让他们有保障，一定让他们的头一封信写得让家里人放心，等等。人家都是在说别人的事，可我是在说自己的事，很激动。但是，我发现我说的这些，会上没人听。他们好像心里都明白孩子们到农村以后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处境……[1]

这还是在上山下乡的前期，没人关心和过问各省将怎样安置，至毛泽东1968年12月22日发表“最新最高指示”之后，那就更是大拨儿轰了。北京的情况可能还算是好的，是否有些地方能比北京做的更细致周到，不得而知。但是在这种草率的工作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不出现问题反倒是不可想象的。

各地知青面临的问题，大多都是共通的：

一是许多地方过于贫困，知识青年们的劳动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二是许多地方的领导和群众对知识青年采取了歧视的态度，在工分上、在分口粮的比例上、在招工参军等方面对知识青年予以不平等的待遇；三是许多知识青年因种种原因遭到捆绑吊打，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四是国家拨给每个知青240元的安置费被农民侵占挪用(这是许多生产队愿意接收知识青年的主要原因)，致使许多知青衣食住宿没有着落。五是一些极为偏僻地方，不仅缺医少药，而且不通邮电，许多人从离开家以后就再无音信。六是许多女知青被当地的基层干部利用职权强奸或奸污，使她们身心遭到摧残，如此等等。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反馈上来的信息，才开始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在这过程中，北京赴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在其中起到一些较特殊的作用。

电视剧《血色浪漫》

北京的几支上山下乡大军中，到延安插队的知识青年的背景也许比较具有特色。

其一，在这总数大约27000名知青中，高中生少初中生多，特别是1968届的初中生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平均年龄小，未成年人多。他们是1968年12月至1969年的2月分批从北京出发的，此时68届初中生的正常年龄大多在十六至十七周岁。

其二，他们中的相当一批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后被动员来的，也就是说他们中“自愿报名”的成份，比北京前往东北、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知青要少，反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居多。

其三，因延安不属边疆，没有所谓的“戍边”的任务，因此，一大批当年的“黑五类”出身的子女，以及“文革”中也挨了整的“可教育好子女”被发配到了这里，其比例相对前述其他地区也更大些。

其四，1968年大约从10-11月起，北京市正在严厉整顿社会秩序，全市各区都举办了大量的“流氓小偷学习班”，对大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流氓小偷以及一些团伙分子予以拘留办班。恰逢此时，最高指示发表，北京市也正轮到分配去延安插队了。据说当时公安部门的政策是，只要报名上山下乡，马上释放。已经被关押了一两个月的青年人，很多人就以报名上山下乡来换取了“自由”。由于报名插队而被放出来的一大批人，大部来到了延安。

另外，这批北京知青下乡落户的延安地区也有相对的独特之处。

当年的延安地区比其它地区生活相对来说更艰苦一些。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延安地区各县，当时大部分村庄不通电、不通广播、不通电话、不通邮。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值大约在一毛钱到二毛钱的生产队，大约能占到一半。粮食不够吃的农户，几乎在90%以上。蔬菜常年基本四样，土豆、黄萝卜、蔓菁、白菜，除土豆外，冬天基本都是酸菜。肉一年能见到三五次，且集中在过年期间。蛋、油基本都是奢侈品。

电视剧《血色浪漫》

对知青的供应，一个月45斤毛粮，40%细粮是小米，60%的粗粮是需要加工的玉米粒、高粱等，全年仅在春节供应每个知青一斤白面。据笔者了解，当年在各地插队的知青中，生活条件艰苦虽是普遍现象，但吃不饱肚子挨饿的地区并不多见。

这一情况却不为上层制定政策者所了解。延安是老革命根据地，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以及各级的老八路对那片土地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感情。但很奇怪的很，建国后几乎没有哪个领导人想回去看看，或惦念着给老区的父老乡亲谋些福祉。延安当时的那种现实，之后笔者曾讲给不少老干部听，可他们几乎没人相信，至少是心理上不能接受吧。

延安地区的艰苦，还体现在劳动条件的恶劣上。在这片黄土高原上，耕种收获基本还是延续着汉代的劳动工具，沟壑纵横的地貌使得相当多地方的运输基本靠人背和驴驮。延安的艰苦和这批知青的年纪小耐受力差所形成的反差，要明显于北京前往东北、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知青群体，问题表现得也相对尖锐。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条件的累加，北京知识青年刚到延安，就把那里搅了个天翻地覆。从离开北京火车站伊始，打架动刀子的几乎随处可见。沿途的西安、铜川都留下了数名因刀伤住院的知青，据说还有因此丧命的。到了延安，各种团伙都想在县、社、队或一定区域内占山为王而“拔份”，斗殴抢劫；同时由于生活艰苦，偷老乡的鸡、狗改善伙食的也大有人在。

就普遍性而言，在延安很难见到东北、内蒙古以至山西等地知青那种接受再教育的虔诚，改造世界观的主动，而在整体的外在表现上，给人以混乱不堪的感觉，在政治上则以消沉低调为主。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描写，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电视剧《血色浪漫》

大约没过几天，一大批延安知青便开始外流，当地政府发现这种情况后，采取了不卖给知青汽车票等手段加以阻拦。但是依然有大量知青四处拦货车、徒步流窜，到已在各地落户的朋友处逗留不归。还有一大批知青“杀”回了北京，冲击了“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大叫受骗上当，在北京到处散布延安的贫穷、落后和上山下乡的一无是处。

其中一些干部子弟的活动，使这一情况惊动了中央。据说，先是有知青把延安的情况捅到谢富治那里，接着周总理亲自过问了此事。当周恩来了解到延安的真实现状后，曾当众流下了热泪，很快召集了延安地区工作会议。那次会上，他说道：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延安人民靠大生产过上了好日子，每家有三缸小米一缸酸菜，而现在……我们有责任啊，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这段讲话内容，当时曾向知青们广泛传达过。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确实没有对这块养育过中共中央13年的土地有过什么关注和回报。周后来终于在有生之年回过一次延安，他那次才知道，延安1970年代的生产总值居然和1946年差不多，粮食产量还不如1940年代“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2]

当年召开的延安地区工作会议有两个主要内容，即：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做好知识青年的安置工作。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在头版发消息，以引起全党重视。自这次会后，除上面提到的那些普遍性的问题以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许多严重问题才开始被揭露出来。当时极为突出的、特别被提到中央议事日程上的，是东北、内蒙古建设兵团一些现役军人干部利用职权诱奸和强奸许多女知青的问题，还有知青们因看不惯各种不正风气给当地干部提意见而遭严酷打击报复的问题。诸如此类，一时广为传播，这在老百姓中，特别是在那些知青的家长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同年中共中央下发26号文件，要求检查知青下乡工作，解决插队知青的实际困难，严惩迫害下乡知青的罪犯。26号文件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产生广泛影响。各地开始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行为。1967年6月至1972年6月，仅吉林省查出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2080起，枪毙22人，判刑508人，多数是强奸女知青的罪犯。[3]据浙江省统计，到上山下乡运动结束时全省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2942起，其中属于一类案件（即迫害女知青案件）2577起，受迫害人数3248人。即使天子脚下的北京市郊，1969年至1972年发现迫害知青案件76起，其中奸污迫害女知青的71起。[4]

电视剧《血色浪漫》

曾在东北兵团总部工作过的贺延光回忆：我后来被借调到兵团司令部的直属工作处，我的工作是档案管理，地点在带岭地区的山林里，那里保存着营以上干部档案，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在那里的多半年中，上面调过两个人的档案——一个是16团团长的，一个是参谋长的，后来他们都被枪毙了。据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枪毙！为什么？就是强奸女知青。据我知道的，建设兵团营以上干部，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受处分的有300多人。上至老红军，下至现役军人干部。这些受处分的干部若只是一两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调动了工作完事。没人告，也就拉倒了。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发。那时候，知识青年那么思家，都在考虑提干、入党、上学、回家，改变自己命运。这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问题，使权力在兵团突显出来。所以，有一批干部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那次枪毙团长和参谋长是公审大会啊！是要杀一儆百了。尽管那时的媒体不报道，但对社会的震动、对知青的震动、对家长的震动，非常大！[5]

这时，广大城镇居民、干部、工人开始对上山下乡进行了明里暗里的抵制，上山下乡运动已有难以为继之虞。这些反馈回来的信息，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逐渐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局面。一方面，继续大张旗鼓地宣传上山下乡，在各地树立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召开知青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另一方面，下达一些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合法权利，并逐渐改变把知青都搞到远离家乡的边远地区或极端贫困地区的做法。同时，在对知青的政策上开始调整，基本上满足了知青们的生存需求。

延安地区知识青年们的“捣蛋”行为，实际为全国的知青们做了件好事，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向。就延安本身来说，延安地区工作会议后，北京市立即选派了一千多名干部前去驻队，一方面管理知识青年，协调当地干部与知青的关系；一方面为支援延安建设献计献策。同时，大批的物质援助也源源而来，援建了延安一批工厂，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北京市还赠送了千把台手扶拖拉机等物资，有知青的生产队优先分配。1970年还把一大批三线工厂的招工名额，拨给了延安的知青。另外，一些私设公堂，吊打、监禁不听话的知青的做法基本杜绝。于是，延安知青的闹事才慢慢平息下去。北京市从此也不再把大批学生分配到边远、贫困的地区。

“文革”中后期，福建的一名教师李庆霖斗胆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反映知青的生活困难、不能养活自己的窘状。这封信居然辗转到了毛泽东的手里并得到他的重视，于是中央再次调整了有关政策。此后，全国各地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管理都多多少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

后记：本文成稿于2009年，为201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的一节，此次发表有较大改动。值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献给当年“老插”们。

[1]见米鹤都主编：《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刘龙江口述史。

[2]任志强口述史：《我得做我自己》，

[3]顾洪章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

[4]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5]贺延光口述史：《风雨天安门》，米鹤都主编，《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之二，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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